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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鉴赏

  戴复古在诗上是江湖派前辈,学贾岛、姚合,颇负盛名。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气势奔放,亦不乏舒快自然之作。有《石屏集》,存词四十余首。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金兵侵扰黄州、蕲州一带,南宋军队一再击败来犯之敌,民心振奋,一度造成了“百载好机会”的有利形势。在这一年,李季允(名埴)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今武昌),修建了吞云楼。此时戴复古正在武昌,登高楼而览胜,写下了上面这首词。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何等华美、壮观!“轮奂”,是称美吞云楼落成的话。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哪有观赏风景的闲情呢。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岂止使人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前面提到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登楼之作除了描景抒情之外,怀古亦是常见内容之一。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远处的黄鹤楼使人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你看那旌忠坊岳王祠畔的杨柳,多么郁郁葱葱!但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怎能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登临是古诗词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如何能写得不落常套而有新意,是不容易的。成功之作大都不是停留在描模亭台楼阁的外形而已,而是通过写物来写人,来抒情。试将戴复古这首吞云楼词与苏东坡黄州快哉亭词(同是《水调歌头》)比较,不难看出它们都是通过写亭台楼阁抒发人的情志的范例。东坡写快哉亭上所见情景:“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但东坡见此情景,并不胆战心惊,而是豪情满怀地称赞:“一点浩然气,十里快哉风。”显然,这是抒发他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的情怀,虽是身处逆境,却胸中自有一股浩然正气。戴复古吞云楼词和东坡词一样,也是紧扣住亭台楼阁的名字做文章,他定楼的“吞云”雄姿,却是为了表现人的“气吞残虏”的凌云壮志;他写登楼所见之景:“骑黄鹤,赋鹦鹉”,“岳王祠畔杨柳”,也都和报国的壮志雄心联系在一起。楼与人、情与景,结合得很自然。这样的词,不仅写楼之形,而且传人之神,可谓形神兼备,充满豪情壮采,并使人感到其时代脉搏的剧烈跳动。由此可见,作为文学,不管写任何题材,最根本的都是写人,这是文学的生命所系,否则便不成其为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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