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古在诗上是江湖派前辈，学贾岛、姚合，颇负盛名。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气势奔放，亦不乏舒快自然之作。有《石屏集》，存词四十余首。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金兵侵扰黄州、蕲州一带，南宋军队一再击败来犯之敌，民心振奋，一度造成了“百载好机会”的有利形势。在这一年，李季允（名埴）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今武昌），修建了吞云楼。此时戴复古正在武昌，登高楼而览胜，写下了上面这首词。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何等华美、壮观！“轮奂”，是称美吞云楼落成的话。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哪有观赏风景的闲情呢。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岂止使人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前面提到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登楼之作除了描景抒情之外，怀古亦是常见内容之一。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远处的黄鹤楼使人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你看那旌忠坊岳王祠畔的杨柳，多么郁郁葱葱！但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怎能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

　　登临是古诗词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如何能写得不落常套而有新意，是不容易的。成功之作大都不是停留在描模亭台楼阁的外形而已，而是通过写物来写人，来抒情。试将戴复古这首吞云楼词与苏东坡黄州快哉亭词（同是《水调歌头》）比较，不难看出它们都是通过写亭台楼阁抒发人的情志的范例。东坡写快哉亭上所见情景：“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但东坡见此情景，并不胆战心惊，而是豪情满怀地称赞：“一点浩然气，十里快哉风。”显然，这是抒发他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的情怀，虽是身处逆境，却胸中自有一股浩然正气。戴复古吞云楼词和东坡词一样，也是紧扣住亭台楼阁的名字做文章，他定楼的“吞云”雄姿，却是为了表现人的“气吞残虏”的凌云壮志；他写登楼所见之景：“骑黄鹤，赋鹦鹉”，“岳王祠畔杨柳”，也都和报国的壮志雄心联系在一起。楼与人、情与景，结合得很自然。这样的词，不仅写楼之形，而且传人之神，可谓形神兼备，充满豪情壮采，并使人感到其时代脉搏的剧烈跳动。由此可见，作为文学，不管写任何题材，最根本的都是写人，这是文学的生命所系，否则便不成其为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