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⑴善用人才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即位的同年6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确实说对了，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⑵定都关中 后来，刘邦定都长安是因为一个叫娄敬（因被赐姓刘，又称刘敬）的士卒的提醒，娄敬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说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东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东周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了表示同意，于是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⑶地方区划 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
⑷法律思想 在平定天下后，刘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⑸分封异姓王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他在设盛宴招待英布等大臣时，曾经对在场的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是无赖，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第一个让他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有三心二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刘邦从做了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解决这些让他不放心的问题。 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刘邦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刘邦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明确的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成了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袭击留守都城的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被斩于长乐宫钟室，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除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刘邦也颇费心机。开始，刘邦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⑹强化皇权 关于丞相的过大权力，刘邦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却为自己狡辩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刁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在巩固强化皇权方面，刘邦也是想尽了办法，一是通过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二是通过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这两件事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之后，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这使得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刘邦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太公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第二件事是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是季布的舅舅，他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经济 刘邦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让士兵复员，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加重租税等，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刘邦还接受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刘邦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文化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陆贾说：“马上得到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 刘邦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198]“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到高祖刘邦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他在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尊习孔教 汉二年刘邦的《重祠诏》云：“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刘邦认为“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 《礼记·祭法》指出：“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深刻揭示了祭祀活动的本质。祭祀活动本身体现了对逝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具体来讲，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就是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 刘邦被父老乡亲立为沛公后，就知道“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是夏兴之地，祭祀活动自古有之。汉高祖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从此，历代官府和黎民百姓便有了祭祀大禹之所——涂山禹王庙。有庙而发展为有祭祀大禹诞辰的农历六月六涂山禹王庙会。由一年一祭的庙会又发展为一年三祭大禹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禹会诸侯会期）、六月六日（禹诞辰）、九月九日（登高怀古、庆祝丰收）的三次庙会。 汉太祖刘邦于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刘邦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仪祭孔，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孔的君主，开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者掌握政权后，儒学的价值在社会的变革中得以充分体现。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长安上林苑（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
民族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01），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